印度同胞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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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约唐南发撰述】我国印裔同胞成立了“兴都权利力量行动”（Hindraf），在上周日（25日）成功动员约三万人到首都吉隆坡不同地区展示群众的力量，提出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英国政府针对当年对印度人实施的《契约劳工制度》(indentured labour) 道歉，并索取赔偿。

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勇敢的印裔人士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是要在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署前集会，呈交请愿书，其实是要把此课题国际化，让马来西亚政府，尤其是自诩代表印度社群的国大党颜面扫地。因此，政府大费周章封锁全城是意料中事。警方没本事取缔飙车族，却可以布下天罗地网试图阻止印度人示威，可见治安是意愿的问题，而非力有不逮。

尽管知道印度族群的目标是巫统所领导的国阵，我们还是要了解起诉英国政府是否可行，特别是国家已经“独立”了五十年，如果还要求当年的殖民政府为今天马来西亚的印度社群遭边缘化负责，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英国不曾就殖民行为认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最有名也最受律师欢迎的官司不外是遭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或他们的后人向涉及大屠杀的各造索赔案件。但无论欧美都不乏律师认为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而非案例，所以由工党布莱尔首相所领导的英国政府在2001年于南非举行的《反种族歧视世界大会》（The 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期间，成功说服其他欧洲国家反对为奴隶贸易道歉，而只是表示“遗憾”。这个结果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因为当时英国政府的代表就把话说明了，一旦决议获得通过，荷兰、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英国都吃不完兜着走，官司没完没了。大英帝国当年自称“日不落帝国” ，今天就要为了赔偿前殖民地的损失而倾尽国库。日本和俄罗斯恐怕也要为它们各自在亚洲的殖民地道歉赔款，而中国是否需要为侵略西藏负责也必然是国际焦点。

就英国而言，伦敦虽然曾为在个别殖民地发生的事件或政策道歉，却从不曾就其殖民行为认错。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前，甚至有英国老兵公开表示“为拥有殖民地道歉的问题不存在”，因为英国不过是在“做当时任何一个国际强权所可能做的事”，语调同日本右翼份子如出一辙。

虽然布莱尔在去年11月为文针对奴隶贸易表示“悲哀”（sorrow），却拒绝使用更明确和强烈的字眼，就是“道歉”（apology）。至今为止，英国政府在跟殖民主义有关的问题上最接近道歉的行为，就是在80年代中期，英女皇代表当年的殖民政府，为纽西兰的毛利土著的土地遭白人政权强制征收的行为道歉。但那是因为当时威灵顿政府主动要同毛利人寻求历史性的和解，英女皇作为纽西兰的国家元首，不得不出面道歉。澳洲新总理陆克文看来也准备为当年白人至上的政权对原住民所实施的一连串不义政策道歉，作为“契妈”的英女皇大概又要被摆上台。

另外一次则是布莱尔于1997年末在访问爱尔兰时为1845年期间的所谓“马铃薯荒”(Irish Potato Famine) 导致百万爱尔兰人饿死表示极度“遗憾”。爱尔兰人深受英国殖民之苦，何以没有提出赔偿？主要是因为英国在1930年代允许南爱独立之后，对当地居民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任何南爱公民可以自由到英伦三岛就业或就学，享有和英国公民同等的地位，当作变相补偿。加上北爱尔兰的族群问题仍未解决，民族解放事业未竟，若要提出赔偿似乎言之过早。

找英国人算帐似乎过于牵强

Selvakumaran Ramachandran在其书《马来西亚的印裔园丘劳工》（Indian Plantation Labour in Malaysia）中已阐明英国殖民政府的《契约劳工制》对我国印度同胞身心灵的伤害之深，但事实说明要向今天的英国政府索取赔偿近乎空中楼阁。既要鉴定这些欲起诉英政府的人是契约劳工的后裔，又要证明他们今天的困境和当年的殖民政策有直接关系，过程肯定繁复不已。例如英殖民时代淡米尔小学的数目和淡米尔人口成正比，今天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突出了独立后的社群教育问题。今天淡米尔社群的经济弱势，和巫统的教育政策有直接联系，导致前者无法取得社会提升（upward social mobility），要把帐算在英国人身上似乎过于牵强。

此外，此例一开，来自前殖民地的诉讼将无穷无尽之外，私人界也会受到冲击。美国黑奴的后代就曾经起诉英国著名的Lloyd’s船务保险公司，因为该公司为当年运输黑奴的船只受保，此案仍在美国审理中。因此，以英国政府对法律的熟悉，必然考虑到当年大英帝国船只横行世界之时，多少的中间商、银行、保险公司甚至圣公会都涉及这些不义的贸易。而把印度劳工卖给英国政府的印度中间商，还有在马来亚为这些契约劳工提供住宿或建厂房的华裔资本家，特别是少数的一些华裔树胶园园主，以及允许或默许英国殖民政府这么做的马来皇室，是否也要为此负责？这些都可能是后续的影响。

除非今天国阵政府愿意承认本身在印裔社群遭边缘化的问题上责任，否则硬要英国人单方面背黑锅，以伦敦政府的精明，是打死都不干的。像右翼保皇的《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就刻意不提我国印度社群诉求索赔的内容，只突出他们要“英女皇的拯救”。作为英国销量最大的大报，这样的报道方式肯定影响大部分英国民众对这次事件的看法。

但我们也不应该低估或鄙视这次印度社群的行动，以为他们只是为了物质赔偿而走上街头。这是长期遭压迫的群体公民教育的一个开始，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失败。所有具公民意识的马来西亚人都有义务协助这个群体提出更具体的诉求，特别是教育。我深信大部分的印度同胞真正在意的不是物质赔偿，而是我国的各个政党有没有把公平的教育和均等的机会摆到政治议程中。否则，今天他们可以出来给国阵颜色看，未来也必定会向在野党施压。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都是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s），如何把他们的诉求和其他社群的期望作理性联结，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前途的人都责无旁贷。

唐南发是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现任联合国难民专员署难民鉴定员。